1、从前的中苏友好会馆，在失去它原有的身份后，被一个文化艺术机构所取代。高大的罗马柱、弧形的门窗、灰色墙体上爬行的藤萝、深翠的雪松和芬芳的丹桂，这些都还在，紧闭的门窗内，偶尔看见有人从桌前起身倒水，站在窗前眺望。上下班的时辰，一些秃顶或长发绾束的男子匆忙地进出。这些人，像进入枯水期的湖泊，枯涩的表情里已没有了往日的丰盈、饱满。“艺术已经没落”。这些随着转动的光线进出的人，像在舞台上表演哑剧，口中反复默念着这句台词。下午的时辰形同梦寐，穿过弧形门洞的人，下意识地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仿佛也将市声的喧嚣、汽车的光影、大街上浮动的面庞一同拂落下来。

虚幻的气息从雕镂的窗棱、石膏的柱子上显露出来；一个退休在家的钢琴师在阳台上观望，他的表情显得静止、缓慢，在他的内心里，显得还要沉静、缓慢一些；小男孩手拍皮球的“嘭嘭”声若隐若现地在他的心脏里跳动；一扇窗户经受不了下午突起的飓风，而将玻璃撞碎在窗台上——

“乒乒乓乓”的响声，像一根电话线连着凝视者的耳朵。

2、 在少年时代，我曾经幻想过这样一个庭院。

安静、神秘，仿佛直升机下覆盖的浓重阴影。古老的被岁月剥蚀后风韵尤存的带浮雕的砖墙，掩映在植物中的建筑仿如城堡。现在我像个幽居城堡多年的人，不时伸出脖颈呼唤阳光雨露。我的邻居，一位雕塑家，习惯手托下巴在拥挤的工作室沉思，仿佛罗丹那具著名的雕像。他的神情里概括了庭院里大部分人的表情。在过去的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我幻想成为一个默不作声的艺术家，像推土机一样在画布上不分昼夜地掘进。艺术是生活至高无上的原则。是心灵风暴的渊源。顺着倒流的时光，我看到一个孱弱的少年在一盏25瓦的白炽灯下挥毫，墨汁涂满了他的手掌，那是在赣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县城，一个闷热的夏夜，通过头上的灯光可以看到，他的沁满汗水的头颅，和挥动的瘦弱但有力的臂膀，一只只黑色的骏马在纸上腾空而出，然后消迹于永无穷尽的暗夜。马是少年时代的生命图腾，是一个沉默者的精神气质，代表远方的梦想载体。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流行喇叭裤和卷发的年代，也是少年成群结队在街上闲逛、滋事的年代，是港台歌曲和录像风靡大陆的年代。我记得当时国内有部很著名的影片《少年犯》；多年以后我知道，那也是一个文学和艺术狂热的年代。我没有艺术上的导师，甚至连画板也没有见过，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，靠临摹连环画和一本印着工农兵石膏像的《素描入门》去接近艺术夜晚小径分叉的花园。我时常在电影院门口徘徊，看新贴出的海报。一个瘦高的鼻子残缺的美工，大约隔三、四天就换上一张新画的海报，足有四个平米大，我在海报上认识了美女刘晓庆、张金玲、唐国强和葛存壮，认识了兵临城下的上海滩的夜幕，以及山路弯弯的有着吊脚楼的湘西……但这些都不是重要的，我着迷的是，这些水粉笔触刻画出的一个个结实、生动的形象，和色彩对比后产生的神奇效果。我想，他的工作大概就是隔几天，用公家的材料画一张海报。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梦想，这个被我认为是全县城最幸福的人，住得离我家不远，他的儿子与我同一个年级，但我始终像一棵羞赧、压抑的葵花，没用勇气将枝头转向那炫目的光源。上学的时候，经过他家门口，我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朝里张望，一直到我二十多岁离开县城。

3、十六岁我在地区师范学校学习美术。我无师自通，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学校。

十多年后，我在这个省城艺术机构上班，不是画画，而是写作。命运出人意料的安排，充满着戏剧性的色彩。这里曾经有几个全国有名的油画家（文革期间下放来的），都先后回了上海，最有意思的故事，在画家们的口中是这样传的：陈丹青下放在江西的时候，曾经报考了本省师大美术系，结果没有考取；翌年他报考中央美术学院，却直接被录取为油画专业的研究生。这个故事背后，深藏着这里的文化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缺陷和偏颇。最优秀的人都不适合在这块土壤上扎根，他们在填写辉煌的履历表时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（仿佛极不情愿似的）注上他的籍贯。